作为在中国长大的小孩，我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化的思维，就是只做“有意义”的事情，没办法放松地去做那些我回答不了意义的事情。 但是面对世界和宇宙未来的不确定性，我无法回答我现在存在的意义，也无法回答人类一直存在的意义。因此我对未来并不具备信心，即使那是很遥远、与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未来。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种心理障碍？

你现在的困境是：先要能回答“这件事有什么意义”，才允许自己投入或放松。但立正提到，大脑回避一件事，往往不是因为它难，而是因为不熟悉；第一次行动真正重要的产出，不是做出好作品，而是获得“原来这件事可以做”的体感⁠1。这正好对应你的处境：放松、做“没意义”的事，你从没做过，大脑自然把它翻译成“不该做”。所以可以先不追求想通意义，而是把一次放松当成一次小实验，观察做完之后你的感受有没有变化——是更焦虑，还是发现“其实也没什么”。

你希望先回答“我存在的意义、人类存在的意义”，再对未来有信心。立正讲过，很多人心里有个思想钢印：有一个问题，就该有一个方案，照着做就能解决；但很可能这个方案本身不存在，需要你自己在不确定中一点点走出来，而绝大多数人恰恰不接受这种不确定性⁠2。他还提到，痛苦、不确定、持续的工作是所有人都躲不开的，人们幻想能避免它们，反而制造了更多问题⁠3。所以“无法回答宇宙和人类的意义”未必是障碍，它可能只是你要求一个本来不存在的确定答案。

你从小被训练成只做“有意义”的事，这背后常常是把自我价值建立在成绩、能力和解决问题上。立正在一篇关于“被误解”的文章里，借对话指出：对习惯了靠能力和成绩证明自己的人来说，真正的难点不是“建立”一个全新的价值感，而是“放下”原来那套过度依赖外在肯定的心理结构⁠4。他还写过，如果这一辈子能影响自己的小家和身边的人、给世界养育几个好人，这本身就是足够的印记⁠5。这不是要你立刻放弃对意义的追问，而是提供一个可能：价值可以不只来自“有用”，也可以来自你与具体的人、具体的事的关系。